“所以诸位觉得,破窗是好是坏?是该防患于未然,提防风起于青萍之末,还是任其破窗,不破不立、大破大立?”
破窗,即破题。
今天或许有很多辩题可以讨论,但其实最关键的,便是世风、学风这两个事,而“破窗”一题,开题延伸到此处,便足以涵盖了。
而针对这个问题,作为反方一号辩手的胡俨,这时候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答案。
他不愿意被姜星火牵着鼻子走,因为胡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,一旦顺着姜星火的思路说下去,就会被带到新的领域,然后被降维打击。
所以,胡俨反其道而行之,反问道:“为何要用玻璃窗呢?”
汪与立、杨士奇等人没说话,这场辩论注定很长,有的是他们上场的机会,但此时,却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胡俨的反应。
因为顺着胡俨的思路,他们发现了如何有效对付姜星火。
那就是把辩题,拖入到他们最擅长的领域。
果不其然,胡俨马上说道:“玻璃窗固然比纸糊窗坚固,可多糊几层、用篾条封住,总是有办法的,活人固然不能被冻死,可高中二甲与窗明几净心情舒畅,倒也未必有多大关系,而今日之世风,便如王叔明之茅屋。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,夫物之感人无穷,而人之好恶无节,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,人化物也者,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,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,方有作乱之事。”…。
“我想说的是。”
胡俨跪坐在地上,郑重以对:“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?”
这里的玻璃窗,其实指的就不是玻璃窗本身了,而是被胡俨拖入到了一个儒家经典辩题里,叫做“理欲之辨”。
程朱理学重视理欲之辨,把理与欲截然对立,强调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,譬如北宋程颐就说“人心私欲,故危殆;道心天理,故精微,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”,南宋朱熹在《朱子语类·卷十三》理也说“人之一心,天理存则人欲亡;人欲胜,则天理灭,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”。程朱理学的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欲求,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,并以此恪正己心,追求内心世界的丰盈。
而跟这个观点唱反调的就是以永康、永嘉学派的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,譬如叶适干脆奚落理学,说“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,其释未精也”
虽然刚才胡俨取材的那段《礼记》里面已有把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对立的倾向,但“断章取义——取自不要断章取义”还是经典的,《礼记》里还有句话叫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,或者说《礼记》本身并不否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。
总之“理欲之辨”在先秦儒学里,是没有那么“非此即彼”的二极管思维的,甚至到了汉唐,也是有“以理节欲”、“存理灭欲”、“理存于欲”三种见解并存,譬如西汉董仲舒主张“圣人之制民,使之有欲,不得过节;使之敦朴,不得无欲”,西晋裴頠主张“欲不可绝”,把满足人们物质欲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。
实际上,是直到宋代,儒学迭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,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。
而“理欲之辨”,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。
“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?”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,而是问的今日众人,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?
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,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。
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,或是工人,亦或是农人,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,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。
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,这些思想界、学术界的精英们,这个问题,就非常有意义了。
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,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,但发展经济,随之而来的,就是对传统的、相对“淳朴”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。
“诚如国师‘破窗效应’所言,越来越多的物欲,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,若是今日不严防死守,堵住窗户,而是任其所破,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,一切就都晚了。到了那时候,哪怕想要补救,怕是都悔之晚矣。”
“理欲之辨”,这个辩题的出现,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。
而对于这个程朱理学信徒们胜率非常高的辩题,姜星火也并非毫无准备。
看着孔庙,姜星火抬起头,开始请神。
很快,在他脑海中的诸多思想家中,出现了三个身影。
——明末三先生,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。
来吧,就是你们了!3931484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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